記者要站起來反抗

原本是一則公共安全事件，在媒體的炒作下，「南迴鐵路火車出軌」新聞早已成了荒謬鬧劇，被檢調及媒體鎖定李泰安父子，不但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媒體也已近乎「寫真集」式的貼身採訪，將李氏父子的生活作息一點一滴，宛如「楚門秀」暴露在全國觀眾的面前。

李泰安超乎常人的性格也自然而然，或主動、或被動地成了整部戲的要角。不過，就如同媒體所導的，即使轉為被告，他也會「配合演出」。但李泰安到配合誰的演出呢？其實，他說的很清楚，不只是配合檢方演出一下，還會「配合電視媒體的編劇」。


在媒體、檢警和李泰安共同建構的台版「楚門秀」中，除了李泰安成了商業媒體競爭下的消費祭品，公安事件的虛化是此次「南迴鐵路火車出軌」事件另一個社會重傷。媒體不只一次在類似的新聞事件中，將報導焦點集中在瑣碎化、個人化、情感化的呈現，透過「看圖說故事」、「作文比賽」的報導方式臆測引導觀眾對事件的了解方向，進而忽略更深層的公共安全及結構性問題。令人擔憂的是，長久下來，不但媒體無能處理公共議題，民眾對公共議題的理解與關心也可能日漸朝向瑣碎與八卦，若是如此，不僅曝露了社會對公共事務的無能，同時當大眾對公共事務不再關心時，也可能是促成極權主義再起的開始。

事實上，在這場強迫性的荒謬大秀中，受「苦」的不只是觀眾，許多基層記者也是受害者。例如，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就接到來自跑「南迴鐵路火車出軌」新聞的第一線記者投訴，他們不約而同的表示，之所以會這樣作新聞，心裡也是千百個不願意，但媒體主管枉顧新聞專業，要求基層記者進行「個人化」、「臆測式」的報導，並在毫無具體事證的狀況下進行新聞分析，甚至誇大記者原有報導。面對上級長官壓力下，媒體工作者被迫昧於專業，並且身心俱疲。

的確，媒體工作者也只是拿人薪水，看來臉色的基層勞工，想要專業自主恐怕不是這麼容易，特別在唯利是圖媒體環境，基層記者通常只是媒體老闆的賺錢工具，專業充其量只是一種奢求。

不過，專業的發揮也不全然悲觀，只是媒體工作必須認清「專業自主」並不會從天而降，也不是找個媒改團體吐露心聲，或者在個人部落格上寫個真情懺悔錄就能恢復工作尊嚴。如果基層記者不試圖勇敢拒絕類似「鐵路怪客」連續劇式的荒謬報導及相關不當對待，進一步使用集體怠工的方式，表達對不合理工作要求的不滿，或者，借力使力引進外部批評力量作為對抗資方依據，以找回新聞工作的尊嚴，那麼，新聞專業也不過是自我滿足與逃避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