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黨國到資本 台灣媒體從未獨立

攝影：謝三泰

7月31日，超過700位「反對媒體壟斷學生行動聯盟」的成員前往旺旺中時集團總部，抗議旺旺中時集團旗下的媒體連日抹黑「反旺中」學者黃國昌及威嚇網友陳為廷，並且憂心旺中集團取得中嘉有線電視統股權後，成為媒體怪獸，壟斷言論，追殺異議者。

雖然這項行動創下學生包圍單一媒體集團的最多人紀錄，但並不是台灣媒體改革運動史上，人數最多的抗議行動。1995年的「黨政軍退出三台大遊行」，與2009年「搶救公視  監督國會大遊行」都有數千人參與，前者是在抗議威權黨國體制壟斷媒體，而後者是抗議政治勢力意圖染指公共媒體，但都是抗議國家對媒體的操控。和過去的不同的是，以前的對抗的對象是國家，這次是資本家。


抗議事件起源於台灣社會反對「旺旺中時集團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的聲浪，這項併購之所以引發社會極大關注，除了經營者蔡衍明的個人言行，更重要的是，此案也是亞洲近五來最大規模併購案，影響台灣媒體多元與言論自由十分深遠。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的前身是中國時報，曾與聯合報同為台灣兩份發行量最大，也最具影響力的報紙。雖然，中國時報在威權時代被認為是相對自由派的報紙，有時也會勇於批評時政，但其創辦人余紀忠與聯合報創辦者王愓吾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年代，同為國民黨的中常委，不僅「政媒兩棲」，亦隨著黨國勢力起舞，打壓異議聲音。

2009年反二中併購記者會

余紀忠過逝，交棒給兒子余建新，雖然此時中國時報的銷量並未起色，但仍買下中視及中天電視公司，擁有報紙、雜誌等平面媒體，以及多家無線及衛星電視頻道，但也一方面大量解僱、裁員藍、白領勞工。 2008年11月，原本扮演黨國侍從角色的中國時報，轉手到新興資本家旺旺集團集團董事長蔡洐明的手中。蔡衍明雖是賣米果起家，但轉瞬間成為媒體大享，不僅被富比士雜誌評選為2012年台灣首富，同時也是「2012年胡潤中國外來富豪榜」的中國外來首富。

雖然台灣媒體早已從「文人辦報」走向「商人辦報」的時代，但從來沒有像蔡衍明這樣奔走於兩岸，對台灣政治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大富豪擁有媒體。媒體是資本密集的產業，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經營媒體顯得理所當然，然而，一但其市場規模過大導致壟斷，以及經營者其適格性有違新聞專業，都將引起社會反彈。

其實，這次反對旺中集團壟斷媒體的聲浪，也隱含著對蔡衍明行事作風的不滿，其經營媒體媒體的適格性受到質疑。但蔡衍明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何會引發社會強烈反感？

這並不是旺旺中時集團第一次將媒體當作抹黑、整肅異己的武器。2009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審查旺旺集團購買中視、中天之董事長變更案，NCC提出七項附款有條件通過。然而，此舉引發旺中集團強烈反彈，發動所屬媒體連續幾天以大幅版面抨擊NCC是土皇帝，並在中國時報以「緝兇式」廣告刊登三名NCC委員照片，批評其違法濫權。一個原本可以公共辯論的議題轉瞬間變成肉搏戰，但也讓反對旺中聲浪越來越大。沒多久，旺中集團不僅再度刊登廣告要求批評他的人士道歉，並且寄發存証信函，揚言控告瞿海源、鄭秀玲、林惠玲、莊豐嘉、田習如、林倖妃、管中祥等7名學者與記者。傳播學界隨即發起連署譴責旺中，短短三天，高達二十三校、超過一百五十名傳播學者連署，堪稱新聞傳播史上最大規模的傳播學者串連抗議行動。在社會的龐大壓力下，旺旺集團負責人蔡衍明親自拜幾位傳播科系主任，才結束這場台灣新聞史上的鬧劇。

蔡衍明個人發言也多次引發爭議。2009年，蔡衍明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不諱言自己確實要求中時「不應批評總統與政府官員」，因為「公司老闆不好，你應該做的是離開公司，而不是批評老闆，馬英九就像是大家選出來的老闆，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批評」。

今年年初，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也表示，「關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屠殺報導不是真的」、「中國在許多地方是很民主的」以及「記者雖然有批評的自由，但是下筆前必須考慮後果」，這些荒謬言論引起台灣與國際社會的反彈。雖然，蔡衍明及旺中集團指出訪談內容遭華盛頓郵報「斷章取義，片面曲解」，但卻拒絕與反對者公開對話，也不願再次公開說明對六四的看法，更讓社會不滿。70多位學者及NGO工作者發起「當中時不再忠實，我們選擇拒絕--拒絕中時運動」，自此拒絕在中時媒體發表文章，獲得1000多位學者及民眾連署參與。

不只如此，中國時報接受中國福建省委託，在新聞中置入福建省省長的參訪行程，將廣告化為新聞，為其大作宣傳，這種「賣新聞」的作法，有違新聞專業，更涉及國家安全。不過，蔡衍明並不認為有何不妥，在一場公聽會上理直氣壯地表示，「為何不讓我賺光明正大的錢，要讓我們賺偷偷摸摸的錢，這些廣告有危害到國安嗎？應賺那些錢，讓媒體人有錢讓節目作更好。」


事實上，經營者的適格性早已是民主國家媒體併購案的審查標準之一，例如，英國的「企業法」與「通訊傳播法」除規定媒體併購應考量媒體產業的與內容的多元性，申請人的適格性也是重要條件。不過，就算撇開適格性不談，這樁併購案也將台灣媒體的多元性及言論自由造成極大的影響。

依據「台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所作的調查報告指出，旺中公司的主要股東為蔡衍明和王令麟等人，蔡衍明旗下掌控的中視等三個頻道，已佔無線電視市場閱聽市佔率19.15%，另外還擁有中天新聞台、中天綜合台、中天娛樂台；王令麟旗下則掌控東森新聞台、東森綜合台、東森戲劇台、東森電影台、東森洋片台、東森YOYO台、東森財經新聞台、超視等；以上電視台，於有線電視市場中之市佔率為23.56%。

不只如此，旺中公司除了擁有無線和有線電視台共19個頻道外，還擁有中國時報、工商時報、中時電子報、以及時報周刊等2個雜誌：中時電子報在網際網路的市佔率約為9%；其報紙市佔率約為7.01%；其雜誌市佔率約為3.56%。另外，旺中集團還擁有5台購物頻道，市佔率為35.71%；以及頻道代理商，其市佔率為24.72%。

一但旺中集團順利併購經營有線電視系統的中嘉集團，將能掌控14家有線電視系統，根據NCC的統計，其收視戶數已達全台灣有線電視營運市場的27.59%，亦即全台將三分一有線電視收視者的權益掌握在旺中集團的手中。

光看這樣的規模就看起來相當驚人，但這些數字還不是精確的調查，目前台灣電視產業的訂戶數大多由業者自行提報，NCC並未掌握真正的狀況，若再加上業者間各式各樣的合作經營、聯合協定，以及旺中集團旗下不同類型媒體合縱連橫所產生的綜效作用，其影響力絕對更甚於此！

事實上，跨媒體結合（cross-media ownership）除了考慮「執照張數」及「持股比例」作為媒體集中化管制的條件外，德國媒體集中調查委員會（German Communication on Concentration in the Media）亦認為，需加入不同媒體對於公眾意見的影響力與以接觸率（access rate）作為電視收視占有率之基準，推估該集團「支配意見力量」 （vorherrschende Meinungsmacht）作為跨媒體執照核發的重要考量。

以台灣的市場現實來看，有線電視系統是台灣最大的電視平台，將近65%的收視戶必透過有線電視才能看到電視節目，更可怕的是，有線電視系統能影響的不只是自己的訂戶，其所代理的頻道，都可能遭到下架的威脅，已具有言論市場的支配性力量。

簡單說，現在今媒體市場決定頻道生存的並不是觀眾手上的選台器，而是壟斷性廣告購買機制以及有線電視系統，而後者宛如便利商店，恃其通路優勢，不僅幫我們預先篩選了可購買的產品，也限制其它的廠商的食品在其平台上架的機會，換句話說，我們在某種壟斷性的連瑣便利商店，很難看到看到食品公司生產的產品。同樣的，一但旺中寬頻擁有中嘉系統，不僅掌握龐大的有線電視市場，能夠左右頻道上下架，影響市場公平競爭，同時也可能造成新聞頻道隨時被迫下架的心理畏懼，甚至是事實，因而會自動閉嘴，不敢批評該集團勢力的相關行徑。明顯的，從這次旺中併購案爭議中，即使此案已具備新聞價值中的衝突性、爭議性，甚至對民主政治的深遠影響， 但全台的有線電視新聞台幾乎是聯合沈默，只有少數新聞台以極小的偏幅報導這個重要議題。換句話說，蔡衍明即使還沒正式入主中嘉有線電視掌握訊息通道，但寒蟬效應已然發生。

攝影：吳東牧

事實上，想進軍台灣媒體市場的資本家不只有蔡衍明，旺中集團的成員除台灣首富蔡衍明、媒體大亨王令麟，台灣十大富豪之一，對台灣金融界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前國泰金控的副董長蔡鴻圖也名列其中，而包括郭台銘、王雪紅、蔡宏圖、尹衍樑、王永在、林榮三等排行前十的大富豪，其本人或家族都投入媒體經營。越來越多的跨國與金融本進軍媒體市場，他們透過資金的揮撒與挪移，不僅投資各樣的產業，對於政治部門又有極大的影響力，一但媒體掌握在這些資本家之手，新聞媒體即成為權力集團附庸，回歸到黨國時代的侍從角色，不但淪為權力集團傳聲筒與打擊異己的工具，更無法扮演起民主社會公共領域與監督權力的角色，這種政商結盟的新威權媒體集團，對民主政治勢必會有嚴重的影響。

今年是台灣解嚴二十五年， 台灣社會雖已民主化，但卻逐步從原本的黨國控制，陷入到資本家操控的危機之中。雖然新聞媒體已不再受國家檢查，但那些過去受到國家壓制的市場在能量解放之後，卻反過來壓抑財力較弱的新生聲音，嚴重背離民主理想。在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國家發展策略中，國家機器與資本相互滲透，關係愈形錯綜複雜，媒體從原本黨國意識型態工具，不僅迅速淪為消費主義的商業器皿，更成為民主社會「去政治化」與「去公共性」的迷藥，人們不僅容易沈浸於大眾傳媒體所建構的消費愉悅中，也越來越難從媒體資本家的操控的媒體中得知公共事務，公民參與政治的能量也因而遭到削弱，以致「媒體越大，民主越小」，從黨國走向資本，台灣媒體從未真正獨立。

媒體的問題從來就是個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就必須透過政治解決。所謂的「政治問題」具有兩個重要意涵，一是媒體在民主政治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媒體就註定難以擺脫政治勢力的層層糾葛；其次，媒體亂象的根本原因並非只在媒體本身，更涉及到人們設計用來控制、導引和規範媒體的各種政策、結構、補助、制度，以及作為引導的政治價值與意識型態。徜若國家站在資本家的立場思考與規劃傳媒體政策，忽略媒體公共性及公民參與的重要價值，將會讓台灣的民主陷入新威權時代。也因此，台灣的傳媒政策該怎麼走？是要維持新自由主義的老路，讓資本家繼續壯大，操控市場與言論，或者，強化公共介入的管制能量，建構商業、公共、社區、另類媒體並存的多元市場結構，恐怕是個必須面對嚴肅以對的政治問題，而公民社會也勢必要採取各樣的政治行動才能對抗媒體霸權。

（本文刊登於陽光時務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