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25 新威權媒體集團興起

2010年9月，一群年輕劇作者組成的「再拒劇團」，在牯嶺街小劇場推出新作《自由時代》，這部創作啓發於「自由時代週刊」創辦人鄭南榕，為捍衛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不惜自焚殉道的事蹟。在正式上檔前，劇團邀請了不同世代的獨立媒體工作者及學者舉辦座談，當晚大家議論著：解嚴之後，在媒體看似多元開放的「自由的時代」，我們真的擁有「言論自由」？如果，鄭還在世，他會怎麼看現在的言論／自由？

鄭南榕會怎麼想？恐怕不會有人知道，但，我們是否真的擁有「言論自由」？的確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戒嚴時期，傳播媒體和其它民間組織一樣，受制於寡頭結構的政治生態，形成特殊的侍從關係。媒體一方面擔任黨國的傳聲筒，同時也扮演起「圍事」角色，協助抹黑或清除社會中的反對意見。台灣媒體解禁和政治運動密切相關，政治異議者為爭取言論空間，除了衝撞既有體制，並透過包括黨外雜誌、游擊錄影、第四台、地下電台等另類媒體突破媒體的黨政軍壟斷。有趣的是，要求媒體開放與言論自由的呼聲，卻巧妙地與新自由主義的思維接軌1980中期開始，國家開啟經濟自由化進程，媒體從意識形態的工具轉化成獲利的商品，廣電媒體的開放除了是因應民間社會的呼求，同時也了何配合國家發展，擴大產業利潤，回應跨國資本對媒體自由化的要求。

台灣媒體日益開放，許多人以為脫離黨國操控後，媒體便能以「獨立」之姿，監督政府，促成社會多元意見，但結果並非如此。由於媒體結構上，缺乏妥適的公平分配機制，以及冒進自由化的政策，使得台灣媒體的控制迅速地從「黨國」轉到「資本」之手，帶來新的控制與問題。過去受到國家壓制的市場在能量解放之後，卻反過來壓抑財力較弱的新生聲音，嚴重背離民主的理想，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與資本相互滲透，關係愈形錯綜複雜，而原本自由主義所讚揚的專業主義、免除國家控制、多元選擇等理念在現實中也受到嚴厲挑戰。

媒體市場的亂象紛陳，表現在業者之間進行的惡意競爭，面積不大的台灣，竟有兩百多家的商營衛星頻道，以及近兩百家廣播電台，更有八家二十四小時播出的新聞台。市場成了叢林，媒體經營者必須面對市場小、媒體多的市場結構，使得媒體在生存壓力下，播放大量的同質性內容，或者以腥煽色、侵犯隱私、消費與嘲弄弱勢者為手段，不斷挑戰傳統媒體倫理的底線，吸引觀眾目光，獲取收視率，並降低成本以求生存。

惡性競爭的結果，媒體的功能越來越娛樂取向，戲劇、綜藝節目當道，公共資訊與公共討論的節目越來越少，即使是報導公共事務的新聞媒體，也經常把公共事務八掛化、瑣碎化，強調個人情感的娛樂性，以及衝突對立的感官刺激，對於事件的本質及背後原因的討論與批判我們卻很少看到。就算以評論見長的「電視名嘴」亦很少討論公共政策，大多只是關切政治人物的權術與人格特質，甚至沈溺於「爆料」的歡樂之中。

另一個傷害社會至深的則是「置入性行銷」。媒體為求生存或更高利潤，假「新聞」之名，行「行銷」之實，或許能因此得到短暫利益，但卻破壞了社會信任與民主。拿了政府的錢才作報導，不僅是政府的傳聲筒，新聞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拿人手短，媒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也全然喪失。 置入性行銷破壞了人民對媒體的信任，媒體的商業化造成對公共事務監督無能，人民對於公共事務也將一無所知，而極權主義的幽靈卻在一旁竊喜，媒體賣掉的不只是自己，也把民主賣給封建的惡靈。

本圖轉貼自蘋果日報

在外界的猛烈批評下，政府總算有所回應，2011年1月12日，修訂《預算法》限制政府不得作置入性行銷，雖然政府不能明日張膽地收買媒體，但商業的置入仍未獲得有效解決，依然威脅媒體獨立自主。而最近幾年越來越多大型的企業集團經營媒體，則是另一種言論控制的嚴重問題。

食品大亨旺旺集團在2009年買下中國時報後，持續擴張版圖，2011年 集資成立「旺中寬頻」 斥資762億台幣，計劃進軍有線電視平台。這樁亞洲地區近五年最大併購案若通過，旺中集團將能掌控將近有25％線電視的市場，並且擁有報紙、雜誌、網路以衛星、無線、數位電視頻道，若再加上業者間各式各樣的合作關係，旺中集團的影響力恐怕更甚於此！

不只旺中集團，許多大型資本也展現進軍媒體高度興趣。例如，旺中寬頻的投資者，除了有2012年富比士台灣富豪排名第一的蔡衍明，另一資產名列前矛的國泰金控前副董事長蔡鎮宇，以及曾經叱咤風雲的東森國際董事長王令麟也名列其中。而蔡萬才家族、王雪紅、林榮三等前十大富豪早已進入媒體市場。媒體不再是文人或一般企業經營，越來越多的跨國與金融本進軍媒體市場，他們不僅投資各樣的產業，對於政治部門又有極大的影響力，這種政商結盟的新威權媒體集團，對民主政治勢必會有嚴重的影響。

嚴格說來，台灣的媒體從來沒有真正獨立過。 威權時期，媒體是政治的附傭、是侍從，過去政府透過暴力的方式直接操控媒體，民主化後，只好改以金錢收買媒體。

新聞媒體遭到資本或商業壟斷，或者彼此之間的惡性競爭，都可能因為追求利益而忽略，甚至公共事務的報導，以致於社會日漸去政治化與去公共化，更讓民眾與公共事務漸行漸遠，如此一來，當人民不再能透過媒體了解與關心公共事務，也使得政府失去民眾參與及受公共監督的力量，這樣的發展不僅是對民主政治重大傷害，也提供了威權體制再起的溫床。

社會的進步就是不斷在戰鬥與辯証中向前，前人爭取言論自由要求媒體解禁，但解禁的同時缺乏妥適的政策規劃，引來更大政商力量的操控，導致媒體亂象叢生，言論似乎逐步歸於一統。不過，媒體的混亂與無能反倒激發公民集結的改革力量，不同類型的媒改行動順勢而起，改變縱使緩慢，卻是逐步往前；而公廣集團雖然爭議不斷，但仍在國家與資本控制之外開啟新路，保護微弱的聲音；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自主公民不再只是批評或抱怨媒體，更多的公民記者、獨立媒體以及自由撰稿人 承襲黨外雜誌、游擊錄影、第四台、地下電台的精神與行動獨立報導，監督權力者，而這種不斷辨証與對抗的持續過程，正是台灣社會能否擁有真正言論自由的關鍵力量。

（本文刊登於1324期新新聞；部分內容改寫自舊文）

補：2012年7月25日NCC通過旺中案，正式宣告台灣進入新威權媒體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