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政府」、「公共論壇」是媒體在民主社會中最被期待的兩種政治角色，前者界定了媒體和權力者的關係，強調媒體扮演第四權的守望者角色，並以媒體權力制衡政治權力；而後者則意指媒體應成為多元意見表述及論辯的公共領域，讓社會中的不同群體能藉此展現自我，並達到溝通、對話的目的。媒體監督政府的施為除了揭露政府貪污、舞弊，官商勾結等情事，同時也需檢視政府整體的政策規劃是否有不當之處，以防止錯誤政策發生造成更大的社會損失，這其實是媒體監督政府的重要目的。
媒體監督政府
不過，從這幾年台灣媒體的表現來看，媒體所關切的政治面向大多集中於前者，對於政府政策的評析卻顯得相當貧乏，相關新聞的報導往往只關切藍綠陣營的政治鬥爭，很少針對政策規劃及民意代表的問政表現提出針砭，甚至許多媒體工作者連分析政策及預算的能力都沒有。因此，雖然媒體近來對政府及相關人士的貪瀆大加撻伐，但仔細觀察，這幾年，有多少弊案是媒體自行揭發的呢？或者只是作為政治人物「揭弊」的擴大器？或鬥爭的馬前足？
媒體如此表現，正面一點看，可以稱之為守望者（surveillance），因為媒體告訴我們這個社會發生什麼事，誰爆了什麼料，被爆料者又是如何回應，不過，媒體在守望環境的同時，並沒有幫我們作好資訊查證與澄清的基本工作，充其量只是拿著爆料者的指控要求被批評者立即回應，雖然看起來似乎符合客觀中立、兩面並陳，也讓當事人有所回應，但事實上，這樣的新聞處理方式是將証實指控真偽的責任推給被批評者，然而卻忘了，查證是資訊散布前的最重要工作。
查證是新聞報導最基本的SOP（標準作業程序），就如同餐廳廚師在上菜之前必須先把菜煮熟，確保食物的品質，以免客人吃了之後身體不適。換句話說，媒體在要求被批評者回應之前，應先回頭檢視爆料者指控的真偽，假若指控不實，便應該停止錯誤的言論繼續擴散。然而，媒體不但無法確認新聞的資訊品質與真偽，更糟的是，媒體人與爆料者之間，往往存在著曖昧不清的關係，相互吸引、幫補、利用與獲利，也使得原本處於制衡關係的兩造，反而形成更大的共謀關係。換個角度來看，這種現象也顯示台灣媒體在「監督」政府上的有限性，並且反應了媒體在查證事實上的失職、挖掘真相的無能，甚至只是政治鬥爭的嗆聲工具。
這並不是說，台灣媒體在監督政府上全然無功，只是這種亂槍打鳥的監督方式，即使能對政治人物產生某種恫嚇作用，但未經查證的爆料新聞實質上和傳聲筒沒什麼太大的不同。
不論是媒體人或政治人都是社會中的權力者，都應具有行公義、好憐憫的基本價值，然而，在現今的媒體政治年代，不僅這樣的價值在這兩者的身上越來越難看見，相反的，媒體與政治共謀結合，加上錯誤的爆料對人的傷害，皆使社會信任日益降低。
退一步看，媒體不僅應扮演社會的「看門狗」（Watch Dog），更是政治部門最真誠的監督者，而真誠監督的實踐便是「用愛心說誠實話」，在事實的基礎上提出造就別人的建言，用愛心將別人從私利及錯誤的政策中挽回。可惜，以此標準檢驗台灣的「政」「媒」關係，兩者仍有極大的努力空間。
媒體作為公共論壇
除了「監督政府」，媒體的另一層「政治」意義便是作為公共論壇。
許多人把「投票」或「選舉」當作民主的重要實踐，不過，不論是「投票」或「選舉」都僅能視為民主政治的一項表徵，不僅不是民主的最終實踐，更不會是民主的全部。即使「投票」或「選舉」是民主的重要內涵，在選擇之前也得要有充分的資訊，了解不同立場在政策上的差異，否則，只憑外在表現或伶牙俐齒作為投票的判準，這種民主過程是相當危險的。也因此，如果再從資訊充分與多元的角度來看台灣媒體對民主的貢獻，同樣還有極大的努力空間。
事實上，民主另一層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對話與溝通，透過對話與溝通的過程，一方面讓社會群體得以自我表述，展現其對事物及議題的看法，使資訊充分揭露，同時也經由這樣的程序，達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或形成共識的目的。
媒體一直被期待成為促成社群對話與溝通的公共領域，並作為當代民主生活的重要實踐場域，理想上，媒體的運作應如獨立於政治及經濟的勢力，所有參與者都具有相等的權力。媒體作為公共領域必須關切公共利益，對社會中的不同言論採取多元、開放的立場。不過，必須強調的是，這裡所謂的言論並不只是狹隘的政黨政治，或者藍綠鬥爭的政治切面，而是包括階級、性別、年齡、族群在內的多元文化觀點。因此，媒體既為公共領域的實踐類型，其意義便在於提供不同社群對話與溝通的公共空間，進而成為市民社會的重要力量。
如果以這樣的標準檢視台灣的論壇節目，我們可以輕易的發現，許多號稱「全民」、「頭家」的節目不但沒有充分且多元的觀點，甚至只是特定人士的政治獨白，離「公共領域」有段遙遠的距離。
論壇性節目已成為政治人物或媒體名嘴的快樂天堂，每個事件、每個議題幾乎盡都能在這些天賦異稟的名嘴掌握之中。最讓人驚訝的是，他們就像幽靈一樣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在各樣的媒體、不同的時段中隨時出現，讓人們難以逃脫其建構的意見天羅地網，除了關機與轉台外，大多只能在這些人提供的有限意見中，認識時政的多元面向。
雖然沒有實際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些名嘴對台灣政治意見有多大的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生產大量政治言論的同時，也排除了其他意見的表達。少數的「專家」不但成了不同政黨、年齡、性取向、階級、職業的代言人，也讓意見的面向局限在個人利益以及「專業」見解的狹隘胡同，而廣大、多元的閱聽眾，只能透過想像的替代性參與，讓出評價公共事務的公民權力。這種現象對強調媒體應自由化經營的台灣而言，實在是一大諷刺，因為台灣的言論天空始終只有幾張嘴。換句話說，如果媒體是「公共領域」，那麼，對話的主體應不只限於政治人物或媒體名嘴，對話的主題更不只是狹隘的「政黨」政治，或者更偏狹的「藍綠」政治。
失職的媒體
台灣的論壇節目不僅無法促成對話，使其成為多元文化展現的民主基礎，相反地，在商業趨力及藍綠政治的動員下，只剩下仇恨與對立，沒有民主與對話。事實上，論壇性節目的偏向，反應了「政治」與商業結合。一方面論壇性節目製作成本低，再加上藍綠對決的議題具有爭議性、對立性，符合媒體經營者熱愛衝突的品味，再加上藍綠陣營都有一批驍勇善戰的 call in∕政論急先鋒，輕而易舉地在對立的兩造找到戰鬥位置，號召義勇民兵奮力出擊，也因此在成本不高的前提下，不但維持了基本的收視，也能達成其「政治性」目的。
媒體在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中並非全然無作為，不論是威權時代的非法媒體，或者當今熱中爆料政治的商業媒體，都或多或少曾震盪台灣政治。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台灣媒體一直沒有成為促成民主對話的公共論壇，相反地，近年的發展，媒體將「政治」局限在狹隘的政黨對決、情感與認同召喚，忽略了政治的多元面向；更令人擔憂的是，媒體不但無意處理公共議題，民眾對公共議題的理解與關心也可能日漸向八卦與情緒面向，久而久之，不僅媒體監督公共事務的能力日漸退化，同時當大眾無法從媒體了解公共事務與政治本質，或者，因厭棄爆料文化、政治鬥爭，而對政治不再關心，那麼去政治的社會與媒體，將會是極權主義再起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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