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爭取知的權利

按：最近美麗灣違法環評，限制記者入內採訪，讓人想起發生在2007年的周富美事件，而這篇是當時寫的短文。

即使許多人對於商業媒體濫用新聞自由謀求私利的作法極為不滿，但不容認的是，新聞自由的實踐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的基石，它意味著，新聞媒體一但擁有經營權、採訪權，就有可能對政治與商業部門的權力者發揮監督作用。

人民能擁有「知的權利」則是新聞自由的具體實踐，雖然這個概念已成為商業媒體侵犯人權的藉口，但其真正的意義卻在於對抗政府資訊壟斷。

每逢戰爭，美國政府總是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限制媒體採訪的範圍，即使是承平時期，各級也政府經常擴大解釋政府機密的範疇，於是，美國的媒體工作者於1940年代末，發起「知的權利」運動，要求政府公開機密檔案，爭取新聞採訪權，讓人民接近政府資訊，並能監督政府。

民主政治的重要價值便在於人民能了解公共事務的決策，進而參與公事務，能否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是重要關鍵。特別是專業性、爭議性的重大社會議題更是如此，例如，環保署的環評會議便屬此類。 當政府越透明，政客越能上下其手的機會就越少，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也更大，而這通常也是政府不願公開資訊重要理由，因此，即使訂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的國家，如美國、台灣，政府一樣會找到各式各樣的藉口與手段，限制記者採訪與人民知的範圍。

部分記者面對這樣的窘境往往視為理所當然，積極一點的，會強化自己的「專業」，使出十八般武藝，突破重重關卡，探詢不能說的秘密。換個角度來看，這樣的「專業」價值，反而是將政府設下的障礙，成為個人成就的跳板，不僅造就了「獨家新聞」的競爭空間與英雄情壞，更糟的是，間接默許了政府的不當限制，讓政府可以透過各種私下關係的建立，影響新聞報導的內容；忽略了這種控制，根本就該從根剷除。的確，新聞採訪有時十分「個人」，需要記者各憑本事突破障礙，獲得消息，然而，這其實是政府資訊公開後的下一步，相反的，應先集體要求政府資訊公開，再各自努力，而非自我繳械，默認政府的惡行。

事實上，這種專業主義更隱藏著個人主義的思維，這是傳統新聞教育的重大缺失，只強調個人的修為，忽略以集體作為對抗政治權力的基礎。然而，證諸歷史，權利的爭取，很少來自個人成就，而是集體力量。即使是「知的權利」的發展亦是如此。

1940年代末期開始的「知的權利」運動，逐漸打開美國政府限制資訊的枷鎖，在媒體工作者及社會團體的積極奔走下，許多法案陸續贏得勝利，包括1996年的「資訊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以及 1977年的「陽光法案」（Government in Sunshine Law ）都擴展了媒體採訪的範圍，以及人民接近資訊的空間。但這些勝利並非來自個別記者的「專業」表現，而是透過包括「美國廣播電視新聞工作者協會」、「美國編輯人協會」、 「新聞專業人組織」的集體努力才完成，這樣的集體力量與行動，恐怕是包括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內的專業團體，都需要反思與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