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媒聯手的公共事務無能症

1980年代末期期，在民間社會壓力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台灣走向開放之路，媒體政策也在其中。

不過，近幾年的媒體開放結果似乎不盡人意，不僅批判媒體之聲未曾間斷，更被大多數國人視為社會亂源之一。

事實上，雖然政治力量逐漸退出媒體，但媒體開放的結果並未全然解決黨政軍操控，反而帶來新的問題。在所有權結構上，隨即產生了媒體企業集化及產權集中化的現象，不僅有線電視系統逐漸掌握在幾家大型集團之手，跨媒體經營的現象也日漸浮現。

國民黨原本掌握的廣播與電視媒體，透過法律的漏洞，逐步轉手給其所信任的商業集團，最終發展成在政治立場傾向中國的企業「中時旺旺集團」，並且同時擁有無線電視、衛星電視、報紙、雜誌及網路媒體。另一方面，台灣為走向全球化，對傳播政策中的媒體所權規範也日益放鬆，並且無力也不願管理外國投資者，不僅許多本國資本先到境外成立子公司，再偽裝外國資本投資台灣媒體，跨國資本也日漸掌握台灣的媒體，特別是安博凱、凱雷、麥格里銀行等跨國資本及私募基金，透過融資策略及多層次的金字塔控股模式，逐步握有台灣媒體所有權。

有趣的是，有線電視系統與電信產業已造成結構式壟斷，但另一方面，在頻道經營上卻陷入惡性競爭的窘境，媒體市場亂象紛陳。自由放任的廣電政策，大幅開放商業媒體經營，面積不大的台灣，竟然有兩百多家的商營衛星頻道，以及近兩百家廣播電台，電視頻道中，有更有八家二十四小時播出的新聞台，每天播出大同小異及消費弱勢者的內容，引起社會反感。在缺乏多元、平等的媒體政策規劃下，市場成了叢林，媒體經營者必須面對市場小、媒體多的市場結構，使得媒體在生存壓力下，播放大量的同質性內容，或者以腥煽色、侵犯隱私、消費與嘲弄弱勢者為手段，不斷挑戰傳統媒體倫理的底線，吸引觀眾目光，獲取收視率，同時降低成本以求生存。因此，我們看到部分媒體品質低劣、內容無創新，嘲弄與欺凌弱勢者，甚至在公共議題的監督與討論上，呈現近乎無能的狀態。

進一步來看，雖然解除戒嚴，新聞已不再受國家檢查，但台灣的媒體言論的多樣性未如社會期待。政府編列大量的預算，以「置入性行銷」的方式收買新聞媒體，要求媒體將政府宣傳廣告偽裝新聞的方式刊登，讓民眾無法辨識新聞中所隱藏政治宣傳與意識形態，以市場原則將操控媒體合法化，以柔性的手段控制媒體，不僅延續戒嚴時期政治宣傳的目的，也削弱媒體監督政府的能力。

另一方面，以前受到國家壓制的媒體市場在能量解放之後，卻反過來壓抑財力較弱的新生聲音，特別是階級、性取向、移民、種族的弱勢者，媒體表現嚴重背離民主的理想，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與資本相互滲透，關係愈形錯綜複雜。這種複雜且相互滲透的情勢除了政治與商業力量交錯外，原本新自由主義所讚揚的專業主義、免除國家控制、多元選擇等理念卻受到嚴格檢驗。

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義大利，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不僅權傾一世，更是義大利的媒體大亨。在他經營的電視裡充斥了八掛、緋聞、女體、衝突等感官刺激的內容，觀眾也沈浸在媒體創造的奇觀世界，但一另方面，媒體又是他最精銳的宣傳部隊，不斷散佈他柔情與正義的形像，鞏固他一手打造的「政」「媒」王朝。

現年74歲的貝魯斯柯尼從建商出身，1980年成立義大利第一家全國性的商電視台Canale5，並陸續併購了幾家媒體，不僅媒體版圖擴及到法國、德國、西班牙等歐洲其它國家。不過，貝魯斯柯尼的私生活也引起社會關注，各國狗仔隊雖環伺在側，但他總是用權力與法律攔阻了照片的刊登，並採取報復行動。

事實上，義大利的例子不僅點出了政媒結盟的可怕，同時也提醒了當媒體開始將公共事務娛樂化、八掛化後，所危及的，恐怕不只是供負面的學習典範或隱私的侵犯，更可能造成社會對公共事務的集體無能。

當媒體不再報導公共事務，或將公共事務娛樂化與八掛化，民眾也越來越難從媒體得知與了解社會的各樣面貌，新聞媒體惡性競爭，不僅讓社會日漸去政治化與去公共化，更讓民眾與公共事務漸行漸遠，如此一來，當人民不再能透過媒體了解與關心公共事務，也使得政府失去民眾參與及受公共監督的力量，這樣的發展不是對民主政治重大傷害，也提供了威權體制再起的溫床。

當然，貝魯斯柯尼也不是永在寶座， 10月2日上萬名義大利民眾在羅馬街頭舉行示威，要求總理貝魯斯柯尼下台，並稱這一天是「反貝魯斯柯尼日」，看來貝魯斯柯好日子可能也過不了多久。

台灣的政媒問題雖不若義大利嚴重，但，這幾年台灣媒體惡性競爭的結果，也越來越朝娛樂取向，公共資訊與公共討論的節目越來越少，即使是新聞，也呈現大量的緋聞、八掛、對立、瑣碎化的景象，強調個人情感的娛樂性，以及衝突對立的感官刺激，對於事件的本質及背後原因的討論與批判很少關心。

於是，與環境污染有闗的新聞，我們看到的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簡化的二元邏輯，看到的是環保團體與開發廠商的對立場面，但一個開發案到底對台灣社會有什麼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誰獲利？誰損失？有多少政商勾結的疑慮？我們在新聞媒體中卻很少看到。又如，風災新聞，在報導中呈現的是記者在狂暴雨中的驚聲尖叫，或者，災難當下民眾的哀嚎與悲慽，以及災難之後，政黨卸責的叫囂與抹黑，但我們看不到對環境政策的深刻檢討，也看不到災難成因的調查報導。而一連串發生的台塑爆炸案的新聞，媒體更是不回頭檢討產業政策，反而走向風水、祖靈的奇門遁甲式的報導。

台灣當然也有狗仔隊緊盯著權力者，不過，更重要的是，對於媒體公共事務無能的現象，來自民間社會的公民行動與公民媒體，正試圖台灣的民主政治殺出一條血路。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及數位相機的普及，也讓另類媒體有了新的可能。公民記者的出現不僅實現了網路的集體協作與創造，也抹除了過去媒體與閱聽眾之間原有的單向關係，人們只需要用照相手機就能報導週遭世界的事務，在此種新興生產性消費的思維中，個人得以從消費者轉變成為生產者。就如同學者Dowing指出的，基進的媒體取向對網際網路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是由人民在創造傳播互動形式的參與中所構成的，對商業媒體的單向流動特質，扮演著對抗性的力量。在台灣，包括以文化、勞工、環保、性少數為訴求的網路媒體陸續出現，他們希望能讓理想在於讓商業邏輯下失去戰場的理想在網路上發聲。不僅只作為另類意見與弱勢者的發聲管道，也積極地透過媒體的力量挑戰權力者，他們不以客觀中立自居，甚至將自已當作社會運動的策動者，和社運團體並肩作戰，也因此，警察及政府單位將這些另類媒體工作者視為示威者的同夥， 稱他們為「假記者」， 限制採訪工作， 因而引發諸多衝突。

這些獨立的另類媒體工作者， 有學生、醫生、退休人士、失業勞工，並且也有越來越多的主流媒體工作者不願與作為政治商業勢力的傳聲筒，辭去原有工作，透過網路進行獨立報導。他們透過數位相機、網際網路進行獨立報導，也利用網路的轉貼、轉寄、串連、經由網路書籤、社群媒體，如：twitter, facebook等捲動社會參與，甚至以手機、無線網路進行社會運動的現場直播，不但提供商業媒體以外的另一種聲音，也反擊主流媒體在公共事務上的無能。

2007年的樂生保留運動，透過了網路動員、獨立媒體、部落客的報導，以及各式各樣的文化行動，在媒體扭曲與忽略了情況下，成功地動員了5000人走上街頭，捍衛樂生院；2008年，「野草莓學運」更將網路直播帶進社會運動，形式全國網路大串連。

2009年，八八水災發生後，許多部落客及網民立即彼此串連，彼此分工，台灣各地的網友自動透過網路發伂當地愛災消息，不但透過快速地將災區資訊有系統的傳播到台灣各地，到災區探訪，扮演起協助救災的重要角色，利用google地圖及開放性軟體，整合民眾提供的訊息，其資訊整理及傳佈的能力與效率遠遠勝過官方救災體系及主流媒體，甚至成為官方救災及主流媒體報導最重要的資訊提供者。

另一個引發社會關注的例子，則是一位獨立的公民記者報導「當怪手開進稻田中」的新聞引起社運團體、政府及主流媒體的注意。

這幾年台灣政府為求經濟發展，討好資本家，經常強制徵收農民土地，造成人民被迫遷移，並使得環境及農業受到嚴重戕害。2010年政府為開發工業區，強行徵收農地，將怪手開入農民即將收成的稻田，並封鎖當地道路，限制媒體採訪，此舉引起農民高度不滿。主流媒體起初並不在意這樣的新聞，不過，長期關心環保的公民記者「大暴龍」（Dinosaur）率先在網路上被露這個訊息， 幾天之內有數十萬人看到這則新聞，引起許多人關心，這則公民新聞帶動了許多獨立的公民記者與另類媒體作後續報導，並將該則新聞翻譯成英文上傳至ＣＮＮ網站，也引起主流媒體開始投入報導，大暴龍的報導不僅讓底層農民的聲音也有機會受到社會及政府的關注，同時在間接帶動數千人參與一個月之後的農民示威活動。

而最近，板橋市石雕公園由於市公所同意「無償借用」公園給警察局興建江翠派出所，因此砍伐樹木蓋警局，引起當地居民及護樹團體的抗議，「大暴龍」也全程拍攝，在民眾的努力及網路傳播下，不僅集結社區力量，也引來主流媒體關注，最後，縣長在議會承認錯誤，並暫時停工。

事實上，每一次公民透過另類媒體突破主流媒體限制的成果，或許都可說是個例外，但例外的頻次不斷增加，也意味著媒體改革與多元民主有了新的可能性。不過，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民眾對公共議題的理解與參與就會越來越多，因為社會參與及改革必須親身涉入，身體實踐，雖然新興的另類媒體促成社會動員，但亦不能忽略其對社會參與的可能傷害，特別是媒體的替代式參與的功能往往造成社會運動抵消作用。例如，許多人可能因此不到事件的現場，以為在家裡上網按「讚」也能「參與」社會運動、「實踐」政治參與，透過「圍觀」滿足對社會參與的想像，但這卻可能另一個消弱社會進步的因素。